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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三个主义”

作者:文/张建永查看:54


  前段时间,《团结报》社社长田应明和名记欧阳文章来采访我。应明是老朋友,一手文章写得倍儿棒,可惜献身行政,没时间写文章,不然一手好文定惊艳众读客。欧阳文章是我的学生,邵阳人,吃得苦霸得蛮,名字都叫“文章”,那文章还能差吗。
  采访中聊到一生成长靠什么,想来想去,对我来说大概有“三个主义”起了关键作用。
  一个是浪漫主义。这个浪漫主义和现在男女爱情那种浪漫不同,指的是对现实的超越性力量。我那个时候怀抱独身主义,哪有男女之浪漫,有的是对诗歌痴迷般狂爱。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时不时还和父亲一起站批斗台,可是内心却全部被诗歌霸占了,满脑子都是“蓝天”“白云”和“蒲公英”,傻得不着调。可这好,浪漫主义像一条河,把我和苦难隔离开来,使我身处悲凄而不自知,人傻快乐多,度过了多年苦日子,虽然没成为诗人,但没被弄脑残,算万幸了。
  一个是理想主义。那个时候我被一个发小影响,竟然想当哲学家,认为世界上思想才是最有价值的东西,这一弘愿迫使我死命找书读。现在回想,真是痴人做梦,小学毕业当得了哲学家吗。不过好处是这一念头调动了我全部“痴心妄想”,古人云,取乎其上,得乎其中。我拼老命取乎其上,至少我得乎其下了,不至于在文革中放逐自我,成为废物。今天能在大学里讲讲课,社会上做点贡献,和这种理想主义有很大关系。所以,理想主义像一盏灯,总在远方召唤我。
  第三是现实主义。在乡下和父母一起被管制劳动,活着是第一要务。没粮食吃了必须抹下脸皮四处亲戚家借米,到远山别的生产队收割的稻田里,再去捡一点掉在地上的稻穗回来捣碎了吃。去别人挖过了的红薯地里再深挖,找到一点红薯的根须回来煮着吃。如果借不到,捡不到,挖不到,第二天就得饿肚子。现实不仅是骨感的,简直就是骷髅的。这种实践告诉我,想千想万,解决现实问题才是硬道理。在我眼里,现实主义像稼穑,告诉我要把握好二十四节气,弄不好就一年没饭吃。
  这三个主义后来还影响到我对学术的追求。第一,发展了我的想象力,这是我非常看重并努力发展的一种能力;第二,理想从未放弃,一直在理想的导引中前进。第三,接地气,做什么学问,讲什么话都要言之有物,还要行之有效。不说大话空话套话,整点有用的东西成为我做事做研究的指导思想。大概正因为如此,到现在退休五年了,还不断有人请去搞点咨询,来点建议,搞次讲座什么的,如果只会说废话,谁愿意花时间听一个过气老人瞎掰。论颜值,一个秋后蚂蚱蹦不了几下,在鹿晗娘炮们的世界里,老,差不多就是罪过,再听你说话那简直就是谋杀。
  好在,本老汉努力跟上时代,三个主义三杆枪轮番耍着,踉踉跄跄算没掉队。
  (本文选自作者微信公众号《建永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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