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辩护：卢梭《忏悔录》最隐蔽的目的-《吉首大学报》

　　卢梭的《忏悔录》是历史上难得多见的具有真正文学价值的自传作品。在文学界，卢梭的地位非常高，而《忏悔录》这部著作又开创了“忏悔式”自传的先河。在《忏悔录》中，人们可以窥见卢梭的教育观、爱情观、政治判断以及宗教思想，同时，卢梭也将自己的恶行和丑事一览无遗的暴露在读者面前，对自己人生的种种罪状进行反思和忏悔。但我们也发现卢梭在书中所描述的卑鄙丑陋的一面却常常带有自我保护主义的色彩，在对以往恶行做出忏悔的同时也时常为自己的罪恶做出辩护。
　　我们先来看看卢梭的一生。在卢梭刚刚降临人世时，其母亲就因为难产去世，卢梭的一生极缺乏母爱。当然，卢梭与他父亲的相处时间也很少，仅在童年时与父亲一起阅读的短暂记忆。卢梭的姑妈苏珊·卢梭一直将卢梭抚养到10岁。1722年，卢梭的父亲因与当时日内瓦共和国一名叫戈迪耶（曾任法国陆军上尉）的人发生争执，在法院的通缉下逃离了日内瓦，前往尼翁居住。卢梭被寄养在离日内瓦不远的弗塞城朗贝西埃牧师家。在他12岁的时候，卢梭辍学回到了日内瓦，住在舅舅家。在此期间，卢梭在各行各业当学徒，但是他那个行业都不喜欢。后来，他在一个镂刻匠身边当学徒。由于受不了匠人的专横暴虐，16岁的时候，从日内瓦逃到了萨瓦。他从钟表匠师傅那里逃出之后开始了流浪生活。1729年，卢梭去了昂西，在一名神父的介绍下，认识了当时的一位妩媚贵妇，德·华伦夫人。与华伦夫人以情人的方式相处了许久。期间也到各地谋求职位，但都没有做下去。与华伦夫人闹翻后，1743年，他在一位贵妇的帮助下，当上了法国驻威尼斯大使德·孟泰居的秘书，与大使一起前往威尼斯赴任。因拖欠薪资与德·孟泰居闹翻回到巴黎遇到了旅店佣人黛蕾丝·勒·瓦色并同她互生情愫结婚生子。
　　《忏悔录》共分为上下两册，是卢梭抛开一切顾虑为自己一生的善与恶做出的思考。上册是描写童年及青年时期自己所经历的事情，包括自己的优点和缺点，自己的爱情、友情、亲情。这一时期的卢梭是快乐和自由的，他描写这段时期的笔调自然、轻快、明亮，仿佛自己又一次置身于宁静安详的青少年时光。而《忏悔录》的下一册与上册的风格完全不同。这时的写作笔调深沉、忧郁，所有的苦痛、背叛、无辜统统涌上卢梭的笔尖，他描写自己到巴黎之后的经历，把自己交往过的朋友都写进书中，忏悔自己的过错，但同时也用文人的方式对迫使自己不幸的人进行贬损，为自己做辩解。《忏悔录》的开篇就这样写到：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不论善和恶，我都同样坦率地写了出来。”然而，一个人在被当做“上帝的颠覆者”的时候，在被全社会追捕的情况下，他还能如此波澜不惊地把自己的丑和恶如实展示在大家面前吗？当然，卢梭在后面又说到“我既没有隐瞒丝毫坏事，也没有增添任何好事；假如在某些地方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修饰，那也只是用来填补我记性不好而留下的空白。”众所周知，卢梭《忏悔录》是在他晚年写的。一部自传，从出生写到晚年生活，其中有多少事情可以一字不漏的复述出来而未添加任何个人的情感？卢梭的《忏悔录》是充满自我辩护意识的，即使他尽力解释自己是“没有隐瞒丝毫坏事，没有增添任何坏事”可这样的论调同样充满为自身免受更多谴责的自我保护意识。
　　为荒诞的爱情作辩护卢梭《忏悔录》这部作品相比于其他两部自传作品，带有更多的情感色彩，作品主要偏向卢梭一生的爱情、亲情和友情展开，忏悔自身的过错与卑鄙性格。虽然，卢梭这部作品带给我们无限的自审意识和教育色彩，但也不能掩盖其中折射出的自我辩护色彩。比如，卢梭为自己的乱伦的爱情和自身情感缺陷做出的完美辩护。《忏悔录》中卢梭与华伦夫人的情人关系成为卢梭为爱情辩护的典型。卢梭称华伦夫人“妈妈”，同时又与他保持着情人关系。卢梭这样描述与华伦夫人的关系 “从第一天起，我们之间就建立了最亲密的关系，在这以后他的一生中，我们之间总是保持着这种关系。孩子是她对我的称呼，妈妈则成了我对她的称呼，甚至后来当岁月冲淡了我们二人之间的年龄差异的时候，我们也仍旧保持着 “孩子”和“妈妈”的称呼。”这种半乱伦式的爱情被卢梭营造成了美好的故事，并且卢梭很享受在华伦夫人与自己住在一起的同时与别人也同住一起，他们三个人的关系让卢梭觉得很和谐。卢梭总是说，华伦夫人是他生命中最尊敬、最爱慕的女人，但是卢梭真正和华伦夫人同住的日子也不是很多，很多时间都是出门在外。然而，卢梭在与华伦夫人保持爱慕关系的同时，也时常与身边的上层阶级女性发生过短暂的爱情。而卢梭每每描述这些短暂的浪漫爱情时时常都会向读者表明“这并不代表我已经忘记了华伦夫人”这样的辩解。并且在诉说每个情人的时候，总是将她们身上的吸引人的不同特点无限放大，让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尽量关注了这些女人们的闪光之处从而减除卢梭这样摇摆不定、多情、几近花心的行为。如卢梭在叙述自己与巴西勒太太的“爱情”时，他表现出畏缩、畏惧。卢梭说“我又窘又战战兢兢，我不敢盯着看她，在她跟前甚至屏住呼吸；可是要我离开她却比叫我死还难受。”
　　所以，卢梭的“忏悔”并不是真的忏悔，而是在身败名裂、身心俱疲的状态下，为了保全自己最后的那点正直与高尚而做出的自我辩解。徐建纲在《<忏悔录>新探》中也曾表示：“值得指出的是《，忏悔录》毕竟是一部文学作品，卢梭在坦诚面对自己、面对世人的同时，也不是没有保留。而这种保留恰恰又正是人性的特点。”
　　为撒谎与盗窃作辩护卢梭在《忏悔录》中多次写了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盗窃和撒谎的不道德行为，并且为每件丑恶的事情都做了“卢梭式的忏悔”。当然，卢梭在许多龌龊的事情上都表现的十分诚恳的忏悔和反思，但也有不少事情可以明显看出卢梭并没有想要真诚忏悔，而是以自认为的恰当理由来解释自己的恶劣行径。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当属“丝带事件”。当卢梭在维尔塞里斯夫人家里当仆人时，正巧赶上一个家庭的瓦解，维尔塞里夫人去世，家中仆人缩减。卢梭也自然要离开维尔塞里斯夫人家，当时卢梭拿了朋塔尔小姐的一条小丝带子还没藏好就被发现。当被问起这条丝带从哪里来的时候，卢梭竟然说是善良本分的厨娘玛丽永给他的。并且当着所有人的面指着玛丽永说丝带是玛丽永偷来送给自己的。这极大地损害了一个姑娘的声誉，即使玛丽永离开了维尔塞里斯夫人家，也会因此受到他人遗弃。卢梭在《忏悔录》中说“这种残酷的回忆，常常使我苦恼，在我苦恼得睡不着的时候，便看到这个可怜的姑娘前来谴责我的罪行，好像这个罪行是昨天才犯的。”不得不承认，卢梭在“丝带事件”上感到罪恶和备受谴责，但随后卢梭却又开始了澄清自己的行为。他在《忏悔录》中辩解道：“我诬陷那个可怜的姑娘的时候，我确实没有没有害人之心。我所以嫁祸于这个不幸的姑娘，是由于我对她所抱的友情。”“我在心中想念她，于是就不假思索地把这件事推到她身上了。我主动干出来的事，却诬陷是她干的，说是她给了我这条丝带，这正是因为我想把这个东西送给她。”这一番辩解虽然看似符合逻辑但却不符合常理，卢梭把诬陷玛丽永归结于自己与玛利永的友情，这是多么荒唐可笑。并且，卢梭在论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对当时审判他的人也抱有一丝责备之心。“当我需要鼓励的时候，人们却一味的恫吓我。”卢梭害怕丢脸，害怕在众人面前承认盗窃，所以在出现诬陷之后把部分责任推向了审判他的人们。在忏悔自己盗窃的时候，卢梭说“真正的卑劣行为，年轻时所犯的要比成年所犯的更可恶；但是仅仅由于软弱而做出的坏事，倒更应该得到宽恕，而我所犯的错误，究其实也不过如此而已。”卢梭简单地把诬告别人归为自己软弱，而他认为软弱所做的坏事应该得到宽恕。卢梭实际上已经宽恕了诬陷玛丽永时的那个自己，他所感到苦恼的并不是自己诬告玛丽永，而是玛丽永这件事情一直压在自己的良心上。
　　为恶行与失责作辩护卢梭一生追求自由，宁愿四处流浪也不愿待在一个地方过着重复无味的生活。他总把“人权”和“自由”放在第一位，即使他自己做出了许多不道德的龌龊的行径，他也冥冥之中将其用“追求自由”来减轻罪恶。他的恶行诸如偷盗、丢弃朋友、贪婪、凌辱众多女人都被卢梭用自己的理由圆满地解释过去。卢梭在钟表师傅那里当学徒时曾时常撒谎盗窃，时常在被人发现后惨遭毒打。而卢梭认为如果盗窃的惩罚是挨打，那么这将更会促使他进行下一次盗窃。他说“由于经常挨打，我渐渐对挨打也满不在乎了。后来我觉得这是抵消偷窃罪行的一种方式，我倒有了继续偷窃的权利了。”童年时，卢梭也干过许多偷吃水果零食的事情，认真地诉说做过的坏事。但是卢梭所说的错事在读者看来都变得那么可爱和天真，这就是卢梭成功的地方。最能体现卢梭抛弃朋友、忘恩负义的行径的事情当属卢梭离开德·古丰伯爵家时的绝情态度以及为了私利和自由抛弃巴克勒和勒·麦特尔先生。当卢梭离开一直教他读书写字并且十分照顾他的德·古丰伯爵家时，他是如此绝情，不顾别人的挽留傲慢地说出激怒恩人的话语。而抛弃聪明的朋友巴克勒是因为快到华伦夫人家时不想让华伦夫人麻烦而故意冷淡排斥自己的朋友。抛弃勒·麦特尔先生是最无耻的一次行为，卢梭因为勒·麦特尔先生的病情时常发作而感到十分为难和麻烦，居然想设法摆脱与自己同行的朋友，况且这位朋友曾经是多么诚恳地接待他。卢梭在勒·麦特尔先生再次发病的时候，大叫呼喊救命，趁着人群混乱自己溜走了。卢梭却并没有对这件事做出忏悔，只是微略提了这件事是最荒唐的事，但幸运没有带来严重的后果。
　　卢梭时常挑些不那么严重的错事展现在读者面前，又用自我保护的口气忏悔者自己的过错，让读者觉得卢梭与一般的罪恶之人不同，卢梭态度诚恳勇于忏悔。但卢梭写作《忏悔录》时已是六十高龄，晚年的记忆难免会与事实有偏差，这让《忏悔录》不那么真实可靠。卢梭与平常人一样，都愿意记住那些美好的愿意留在心中的事情，而无意识地、选择性的把一些痛苦的经历记得模糊不清或者完全忘掉。况且卢梭作为一个平民家庭的孩子，在遭到社会排斥、憎恶、追捕的情况下当然也应该做出自我辩护来让自己不至于让所有人唾弃。
　　老年的卢梭经过了人生的起与落，在最后他回归了平民阶级。他与旅店仆人泰蕾兹相恋后并没有马上同他结婚，而是与她和她的母亲一同生活了25年才终于结婚。这样长时间的同居又不愿成婚，是在让人难以想象和接受。在泰蕾兹为卢梭产下5个孩子之后，卢梭却一个都没有亲自抚养，而是把他们放到育婴堂（孤儿院）去抚养。卢梭一直都把泰蕾兹的怀孕和孩子认为是“麻烦”，将孩子送到孤儿院也仅仅看做是处理完了一件事情。这些行径在今天看来让人匪夷所思。种种事情都展现了卢梭是一个失责、利己的人，他迟迟不愿结婚，不愿抚养亲生孩子，甚至在与泰蕾兹在一起的时候仍然与其他女性纠缠不清。在《忏悔录》中卢梭对自己与泰蕾兹的事情并没有展开过多的描写，而是撩撩带过。
　　卢梭出生平民，似乎有种急于洗脱社会恶名的感觉。而且，在那种漂泊流亡的生活中，卢梭似乎也看淡了一切，又似乎对现实还存在一丝挣扎。那种“忏悔”与“辩解”同在的矛盾心理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这样的话，《忏悔录》这部自传的真实意义就不复存在了，它还带上了“自我辩护”的隐蔽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