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地域文化 服务湘西发展

图为罗康隆一行参加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年会


图为团队在边疆地区进行田野调查


　　近日，又一则喜讯从湖南省教育厅传来，省优势特色重点学科、我校民族学学科（因国内外学科划分及名称差异，西方称为“人类学”，中国大陆称为“民族学”，下文除专有名词，统称为“民族学”）在湖南省“十二五”重点学科验收中获评优秀。
　　这是近些年来，我校民族学学科继获得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资格———“生态扶贫”博士点、湖南省“武陵山区民族生态文化研究”2011协同创新中心、民族学学科研究博士后流动站、助推永顺老司城成功申遗后的又一喜讯。
　　我校民族学学科于1998年成为省重点建设学科，2003年成为省重点学科，2010年成为省优势特色重点学科，是湖南省仅有的两个人文社科类优势特色重点学科之一。经过多年的发展，该学科在生态民族学、历史民族学、经济民族学、艺术民族学等领域形成了自己的优势。特别是学科提出的经济人类学视角下的“相际经营原理”、生态民族学视角下的“文化制衡”理论和“终端验证法”，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而这一切成绩的取得，都是我校领导精心谋划、民族学学者凝心聚力，多学科协作创新的必然结果。
　　立足湘西，民族学赢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追溯历史的轨迹，目光停留在了上世纪90年代末。那时，我国高等院校林立，学科竞争激烈的态势日加焦灼。作为一个位于集民族地区、贫困地区、革命老区多概念为一体地区的地方性大学，如何面对困境、建立优势学科，在高等教育中谋得一席之地，更好地服务大湘西经济社会发展，就成了学校领导思考的问题。
　　究竟什么样的学科才能作为学校优势特色学科来建设？
　　我校民族学根据国内外学科发展前沿，立足大湘西发展需要和学校办学实际，决定大力发展民族学学科。这是因为学校自建校以来，在民族学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绩，有着较为深厚的研究基础。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对武陵山区进行研究，助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学校与生俱来的使命。
　　什么是民族学？民族学就是通过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和各民族文化的基础性学科。它恰似一尊千手观音。将它的研究方法和其他学科相联系，就会拓展出了新的研究领域。民族学和语言学结合，就成了语言民族学，和体质学、遗传学相结合就成了体质民族学，和文化学结合就产生了文化民族学。
　　特色优势学科建设目标的确定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要想取得发展还有更多的事情需要来做。
　　学校通过引进知名民族学学者，选送大批年轻教师到国内外高校进行学历提升和学术访问，整合学校相关研究人员，逐步形成以杨庭硕教授、罗康隆教授为核心的学术研究团队。
　　游俊教授、白晋湘教授、龙先琼教授等校领导十分重视民族学科的建设，经常为学科建设排忧解难，并直接自参与学科建设。在学科建设上，民族学最早瞄准国内研究空白———生态民族学进行研究，大力发展历史民族学、经济民族学、艺术民族学等领域占领学术高地，引领学术前沿。
　　至此，我校民族学学科迎来了建校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机。
　　紧贴土地，在田野调查中行吟思索田野调查是民族学的生命，是民族学研究的根本方法。民族学学科所有的材料和理论必须来自于田野调查，这是国内外民族学先贤们潜心学术的经验探索。因此，是否有足够深入的田野调查积累，也就成为我校民族学生存发展的根基所在。
　　从90年代末开始，我校民族学学科组织在全国进行了100多个少数民族村寨的田野调查，对这些村寨的生计方式、宗教信仰、歌谣、音乐、舞蹈、绘画、建筑、印染、服饰、体育、医药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在全国建立了起了17个民族学田野调查基地，为学科研究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场所。每逢寒暑假、周末，学科团队都会带领学生在田野中奔走调查。
　　田野调查并不是乡村旅游和观光，具有很大的难度和危险性。简单的蚊虫叮咬和风餐露宿已经算不上什么困难，最令人害怕的是遇到自然灾害和突发疾病。
　　去年在怀化通道调研时，因饮食问题，一个队员突然高蛋白中毒，若不是及时入院治疗，就可能会危及生命。一次，团队去永顺的一个田野点调研。队员们遥望着高高山顶之上的田野点和悬崖边那条斜坡状的砂石小路，还是咬咬牙，坐着拖拉机爬上了山顶，看着轮胎下深陷流动的沙土和两边的悬崖峭壁，胆颤心惊。后来再说起此事，队员们都不免有些后怕。
　　田野调查当中，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成为兄弟，当做朋友，才能获得真实有价值的田野资料。一次，团队在永顺县进行调查，发现了一份皮箱装裹、保存完好的家谱———“林氏家谱”。该家谱是林氏家族祖传至今的宝贝，不但记载着家族的过往，更对研究土家族具有重要的意义。可惜的是，保存者认为家谱不可外传，不允许团队进行复印。团队本着尊重当地传统的原则，并没有强求。后来经过几次交往，保存者觉得这群学者靠得住，主动献出了家谱。这份家谱成为了团队重要的研究资料。
　　民族学者在做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不能长期连续调查和看文化现象角度过于单一的问题。为此，我校学者创造形成了“乡村日志与学者跟踪”的田野调查方法。
　　在田野当中，团队选定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本土文化精英，由其如实地记录村中每天发生的事情，即乡村日志。乡村日志记录的十分详细，涉及到日常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甚至村中哪个男人和老婆吵架了，吵了多久，是什么原因，这样的细节都能够记得清清楚楚。团队成员定期来田野点进行调研追踪，并收集汇总乡村日志，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乡村日志与学者跟踪”的田野调查方法将民族学者的视角和乡民的本土视角相结合，田野调查做得十分扎实，全面展现了田野中的文化事项和深层原因。国内外学者在不同场合对对这种方式都给予了高度肯定。
　　长期的调查和真诚的付出，让学科团队与田野点的村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一次，永顺青龙村的一个农民突然打电话给团队。原来是，村民的女儿生病了，却因为山里交通不便，联系不到车辆，孩子性命危在旦夕。瞿州莲教授立即联系车辆，赶往青龙村，将病人带到吉首进行救治，并帮忙解决了医药费用。田野点的村民也会将团队成员认作“干儿子”“干女儿”“荣誉村民”“自己人”，常常会将田里的蔬菜送给团队成员，并将收集到的文献，陶碗，铜钱，铜戟等主动送给团队用于研究。
　　团队成员的田野调查强化了村民的文化自觉性。其中，永顺县一位只有初中学历的向盛福老人在团队的影响下，渐渐发现了本土文化的宝贵性，先后写了《土司王朝》《老司城民间故事集》《溪州土司制度盛衰轶事》三本关于自己家乡的书。通道县的龙建云老人在罗康隆教授的鼓励下，编写了《阳烂侗族医药》《古侗阳烂村俗》《侗族建筑志》等著作。
　　现如今，团队开始思考着如何对田野点进行反哺。2015年，他们通过举行两岸乡村发展圆桌论坛，让台湾社区整体营造的专家和田野点村干部面对面，交流乡村发展经验。同时，他们正在谋划为田野点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帮助他们进行乡村建设。
　　内聚外合，打造一支多层次多学科的团队研究团队的建设是学科发展的关键。借用瞿州莲教授的话来讲，那就是敞开胸怀引进人才，哪怕是与自己竞争的学科带头人。目前，民族学科通过内部培养，外部引进等渠道着力打造出了一支在拥有211人才工程、百人工程、海外名师、楚天学者等层次人才的多层次、多学科的学科人才队伍。
　　和其他团队相比，这支学科队伍究竟具有怎样的结构特色？那就是多元开放，没有学术壁垒的学术研究机制，实现了学科核心团队、学校外围团队、国内外精英团队和乡村社区领袖团队的互相协作与紧密结合。
　　民族学学科在打造自身核心团队的同时，凝聚全校之力，与我校历史学、法学、管理学、民俗学、语言学、传播学、文艺学、经济学、生态学、生物学、音乐学、舞蹈学等学科和领域的校内专家学者通力合作，进行交叉研究，实现融合发展。大大扩展了研究领域。这就是所谓的学校外围团队。
　　学科与中央民族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韩国首尔大学、剑桥大学、杜克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圣克劳德州立大学等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聘请美国夏威夷大学的白桦教授、美国终身教授田广博士、日本广岛大学的李国栋教授、台湾清华大学的赵树冈博士、台湾中央研究院康豹教授等美国、英国、韩国、印度等国家、大陆地区和港澳台地区学者担任教授或客座教授，形成了一支聚集国内外精英的团队。这些学者多次来校讲学并参与到学科建设当中。
　　在田野调查中，团队挖掘和聘请了一批乡土文化精英，形成了乡村社区领袖团队。千万不要小看了这支本土专家团队，他们对田野的熟悉和理解大大弥补了研究视角的不足，提高了研究深度。
　　目前，这支向外有张力，向内有聚力的学科团队得到了良好的运行，从团体到个人都爆发出了强大的战斗力。游俊教授领衔的“老司城遗址研究”课题组在时间紧，任务重等多重压力下，对老司城遗址保护与利用所做的大量研究、咨询和推介工作，在实现湖南省世界文化遗产“零”的突破中作出的积极贡献，体现出了团队的精神品格。罗康隆教授数十年如一日，在田野中深耕，调查，和田野点中的居民形成了深厚的情谊，成为了田野点的一员，被怀化通道县田野点阳烂村认定为“荣誉村民”。杨庭硕教授深度近视，必须借用放大镜，双眼紧贴在书面上才能够看见书本上的文字，或是由助手逐字逐句念给他听。年近七十岁了，却始终坚持每天早晨七点半就开始工作。
　　学科团队模式和团队成员的付出也得到了学界的肯定，我校客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研究员王明珂回台后曾公开表示：“台湾学者要去大陆工作，就应去吉首大学，吉首大学是真正做学问的。”
　　搭建平台，为学科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目前，学科拥有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等七个学术研究机构，拥有湖南省优势特色重点学科等五个研究平台，建有民族学学科网、中国生态民族学网等五个学术网站，拥有国内最丰富的外文资料的民间文献室。平台当中，其中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便是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资格———“生态扶贫”博士点、民族学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湖南省“武陵山区民族生态文化研究”2011协同创新中心。
　　博士点和流动站这两个平台的取得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学校而言，这标志着我校拥有了首个博士点、首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首批博士生导师和从专科到博士后完整的培养体系。对学科发展而言，这标志学科向国家一流学科的发展目标更近了一步。最为重要的是，招收的博士生和入站的博士后学人、学者多数来自于武陵山区本地。他们的研究成果和日后研究领域都将直接服务于武陵山区的发展。其中，生态扶贫博士吴合显在去年召开的湖南省西部综合开发研究会年会暨第二届武陵山发展高峰论坛上，提交的科研论文《精准扶贫背景下产业选择失当与对策研究》荣获优秀论文一等奖。
　　目前，博士点和流动站通过开展生态扶贫理论的创新与应用、连片特困地区生态保护与建设和民族地区生态经济与产业扶贫等方向的研究，力争实现通过对生态文化的保护来实现武陵山区的脱贫致富。
　　湖南省“武陵山区民族生态文化研究”2011协同创新中心是我校首个正式认定的协同中心，是由我校牵头、联合台湾清华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怀化学院等核心单位成立的研究平台。
　　中心旨在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 “美丽中国”建设为重点，以武陵山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为契机，以推进湖南“四化两型”和“创新型湖南”建设为导向，充分发挥牵头单位、协同单位多学科、多功能的优势，积极联合国内外致力于“武陵山区民族生态文化研究”的创新力量，有效整合创新资源，构建协同创新的新模式与新机制，形成有利于“武陵山区民族生态文化研究”协同创新的文化氛围。
　　具体的目标是探索适应文化传承创新的协同研究模式，提高民族生态文化研究的水平，探索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区域经验；立足“国家连片特困地区（武陵山区）生态扶贫博士人才培养项目”，构建武陵山区民族生态文化研究与利用人才培养体系；围绕《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探索中国西部扶贫的道路，建构中国反贫困的理论；建立武陵山区民族生态文化研究的创新公共平台，开展武陵山区民族生态文化的数字化建设；以武陵山区的“三带”环境为依托，建构产学研用的产业化平台，为发展武陵山区的生态产品、生态与文化旅游、居民健康等服务。
　　民族学学科带头人罗康隆教授希望，能够通过4年努力，把“武陵山区民族生态文化研究”省级“2011协同创新中心”变成国家“2011协同创新中心”，使民族学成为国家级重点学科，使民族学建设成为国内外高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政府相关决策的咨询机构和智、服务区域发展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
　　领域丰富，生态民族学研究最为突出目前，民族学学科在生态民族学、历史民族学、经济民族学、艺术民族学等领域抓准科研优势，引领学术前沿，取得了一大批的研究成果。其中，研究成果最多、学术团队最强、理论与方法创新贡献最大的就是生态民族学。
　　生态民族学是由美国学者朱利安·斯图尔德及其弟子深化发展而来的学科，这对研究和处理好人类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这门新兴的学科在20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后，却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和重视。
　　我校学科团队站以在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立足区域文化生态，抓住这一理论前沿，对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的生态系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成员在研究中发现，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作为两种不同的信息系统，在各自内部都能够理性运行。然而，一旦相互接触，由于信息系统之间的信息的不对称性，就会在两种信息系统界面上产生非理性摩擦，也就会产生生态灾变。
　　找到生态灾变的原因后，团队在理论上取得了突破与创新。团队提出了民族—文化—生境下的“文化制衡”理论，在方法论创新出多学科对话的“终端验证法”。
　　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化制衡”，什么是“终端验证法”？以武陵山区为例，“文化制衡”理论就是指武陵山区各民族在其历史过程中不断地赋予其所应对的生态环境以特定的文化归属。由此，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事实与自然环境共同构建起武陵山区的“民族生态文化”。在这一特定的“民族生态文化”内，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制衡，确保了武陵山区各民族的文化事实与自然环境整体耦合运行。“终端验证法”就是指通过从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学术规范出发对武陵山区同一民族生态文化问题进行研究，揭示其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关联，不同学科在研究的终端上，实现不同理论总结之间的相互印证和补充，从而达成对同一民族生态文化问题的共识。目前，这两种理论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理论创新的同时，研究成果得到了“井喷式”的进展。目前，团队出版了以《生态人类学导论》《发展与代价———中国少数民族发展问题研究》《传统文化中的生计策略———以侗族为例案》《本土生态知识引论》为代表的“生态人类学研究丛书”。与云南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建立了协同研究机制，共同出版《生态·环境人类学通讯》。与其他高校联合主办了举办了“中国生态人类学高级论坛”等学术会议。作为中国生态环境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的发起与组织单位，建立了 “中国生态人类学网”等。目前，我校的生态人类学研究领先于全国同类学科，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而生态民族学只是民族学学科若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
　　立足区域，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学学科作为我校的一个“拳头“学科，从来就不是书斋里的学问，从诞生那天起，就注定要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成功协助老司城申遗和保护地方生态环境。
　　2015年，以湖南永顺老司城土司遗址领衔的中国“土司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了湘西自治州、也是湖南省第一个世界文化遗产。永顺申遗的成功，就离不开民族学等学科专家学者的前期基础性研究工作。
　　校党委书记游俊教授亲自担任课题研究组组长，龙先琼教授、杨庭硕教授、瞿州莲教授、陈臻铭教授等共计20余位历史学民族学专家组成的团队通力合作，对永顺老司城进行大规模的田野考察，较为系统地挖掘和整理了当地丰富的土司文化，进行系统性研究。
　　在研究过程中，团队上演了很多感人的故事。杨庭硕教授，年近七旬，高度近视，平时看书要用放大镜。但他是最早进入课题组的资深专家；张登巧教授负责综合协调工作，数不清写了多少份材料，打了多少次电话，去了多少次永顺……瞿州莲、罗维庆、成臻铭、胡炳章、王焕林等教授是课题组的中坚力量。在研究框架的确定过程中，他们经过了连续几天的讨论，甚至争论，其中有一天，从早上八点一直争论到晚上十一点，大家都忘记了时间，差点被门卫关在办公室不能回去。副校长龙先琼教授负责的老司城遗址核心价值研究，是整个课题研究中的“硬骨头”。他克服重重困难，通过广泛查阅资料和深入思考，在课题组其他专家的协助下，终于攻克了难关，解决了申遗文本中的关键问题。
　　最终，课题组克服了任务重、时间紧、压力大的困境，从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考古学、建筑学、民俗学等多个领域进行研究，用一年的时间，出版了国内首套《土司文化研究丛书》，共计11本学术专著，完成研究论文7篇，研究综述3篇，为老司城遗址申遗文本的编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材料。中国著名土司文化研究专家，中国社科院李世愉教授认为该书，全面研究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的力作，也是近年来我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杰作。在基础资料工作做完后，民族学学科还积极向外推荐顺老司城，在世界遗址古迹理事会委派专家塔娜·夏玛到永顺老司城现场考察评估时，我校民族学专家连夜赶到老司城，陪同国际专家的考察，全方位全身心地投入到老司城的申遗当中。
　　时任湖南省副省长的李友志同志在全面了解相关情况后，作出批示，高度肯定我校在永顺老司城申遗工作中做出的突出贡献，认为“功不可没”。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文化厅在下发表彰文件，授予“老司城遗址研究”课题组“老司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先进单位”称号，并给瞿州莲、成臻铭、罗维庆等专家记功表彰。
　　目前，老司城全力推出“土司文化游、考古体验游、宗教祭祀游、民族风情游、生态风光游”五大品牌，并于五月一日正式对外开放。
　　湘西所在的武陵山区作为我国连片贫困地区扶贫攻坚先行试点，在生态环境脆弱、科学技术不高、资金相对短缺、人才较为匮乏、工业基础薄弱的经济背景下，生态环境就是最大的资源。因此，团队在贵州喀斯特山区建立“中华蜂”保护基地，对“中华蜂”种群进行保护和研究。蜂群的保护对经济作物及草木正常授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经济收益提高和生态恢复、地方保护起到了很大作用。团队对湖南、贵州等地的侗族村寨“稻鱼鸭”生计方式进行研究，探讨水资源保护、生态农业开发、物质多样性保护等问题，为西南地区发展生态农业提供了一条路径。团队对西南地区石漠化的典型地区———贵州南部和西南部的麻山地区在该地进行了长期的田野调查，通过对地方历史的梳理，对本土生态知识的挖掘和探究，探讨生态民族学视野下的环境治理工作。这对西南地区石漠化治理，推动西南地区生态扶贫具有重要的意义。
　　展望未来，学科正在和美国自然协会展开对接合作，研究如何消除美国亚洲鲤鱼泛滥成灾的问题。团队在与台湾加强学术交流的同时，通过对台湾的村落保护、社区总体营造与发展进行考察，计划把台湾乡村治理理论方法运用到内地来。学校与凤凰县就“凤凰苗疆边墙”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研究项目签约，我校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20余名专家学者正在紧锣密鼓地为申报做基础性研究工作。
　　影响广泛，向国家一流学科迈进团队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取得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力。2014年，国际重要学术期刊《民族学家》详细介绍并高度评价了杨庭硕教授的“相际经营原理”经济民族学学术思想，及其对经济民族学中国化研究的重大理论贡献。罗康隆教授首创的“文化制衡”理论，得到学界广泛认可。学科在与地方合作申遗的研究工作成了民族学服务地方的典型案例，学科成员的《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文化民族学论纲》《生态民族学导论》等被作为国内多所高校研究生的通用教材和参考书。出版有《生态·环境人类学通讯》19期，发表学术论文500余篇（其中CSSCI期刊论文250篇），出版“五溪文化研究”丛书，“生态民族学研究”丛书，“文化与田野”丛书等11套研究丛书。学科主办或承办了国际考古遗产管理科学委员会年会、国际工商人类学大会、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机构负责人联席会议、全国生态文明高级论坛、中国宗教人类学学术论坛、两岸人类学营、湖南省研究生暑期学校、“生态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实践”学术研讨会、吉首大学两岸社区发展论坛等活动。
　　民族学的发展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中央民族大学覃录辉教授认为，将自然生态和人类学结合在一起的道路，西方的发源地在欧洲，而中国的在吉首、在吉首大学。吉首大学是中国生态人类学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地。国家民委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红杰认为，吉首大学抓这个学科（民族学）抓得非常的好，而且这几年确实在全国范围内打出了声势、打出了气势、打出了水平。所研究的生态民族学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院长张应强教授认为，吉首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喜人的成绩，不仅在湖南高校及相关科研机构中独树一帜，而且也成为中国南方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镇。三峡大学原副校长谭志松教授认为，吉首大学民族学学科在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面很有地位、很有贡献。
　　谈到未来，民族学学科带头人罗康隆教授信心满满地说，我们将坚持立足大湘西、服务大武陵的信念，秉承民族学学者应有的学术思维，坚持学科长期坚持并且行之有效的“相际经营原理“、“文化制衡”理论、“终端验证法”、“乡村日志与学者跟踪”田野调查法等理论和方法，打造学术团队，汇聚学术力量，努力将我校民族学学科建设成为在全国乃至世界有一定影响的“一流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