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愉悦-《吉首大学报》

　　斯坦纳在《人文素养》一文中曾这样发问道：
　　“如果能当作家，谁会做批评家？”在他看来，虽然凭着风格之力，批评也可能成为文学，但几率实在太小；而批评家呢，过的是一种二手生活，回望来路时所看见的也不外乎是“太监的身影”。斯威夫特则认为，“批评家是知识界的雄峰，他们吞噬蜜糖，自己却不劳动。”
　　这种关于批评或批评家的批评，我多有留意，但是它们并没有对我造成打击。我并不认为从事批评是一件苦差，相反，从中我时常得到层次丰富、汁液饱满的愉悦。虽然有不少朋友觉得我的文章偏于理性，甚少对言说对象作直接而炽热的肯定，让我能够持续前行的，却是对批评的信念———我一度用“隐秘的火焰”这个短语来形容它。我相信创作与批评都有其不可忽略的创造性，同样各有其局限。创作的迷人之处首先在于你所面对的是一个未知的世界，并且这个世界是你一手创造的。灵感也是愉悦的源泉，一个意象，一次邂逅，一个偶尔捕捉到的眼神，甚至是一句话，一个词语，都可能会让我们产生言说的欲望以及类似于创世的冲动。当那个异于生活世界的想象世界通过文字而显现，变得可感时，那份在心头回旋的愉悦，真是妙不可言，无可替代。斯坦纳对作家之美好人生的极力推崇，并非毫无道理。
　　可是，写作也有不愉快的一面，从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波德莱尔以降，现代文学往往重视挖掘人生的负面经验，着力书写现代人内在的幽暗情绪。现代文学又特别讲究策略，不惜以暴制暴，过多地在这种幽暗而激进的情绪中逗留，对生命是有损伤的。现代作家的面容，也多半显得沉重，忧郁。可是从事批评的工作并不会这样。虽然批评家也需要关注各种社会问题，但是在与这些问题照面时，必须尽可能给出整全的、客观的认识，不能只看到黑暗之心，也需要看到微弱的星火；在揭出恶的现实时，也要注重挺立信心与希望。批评家不能只是非理性地宣泄自己的情绪，而必须具备理性地对待问题的能力，这让批评家可以获得一个合理的视距，以中正的立场来面对我们的世界。创作与批评，既互相促进，又互为补充，而我们从这两种精神活动中所得的愉悦，也不尽相同。
　　对于我个人来说，从批评而来的最为内在的愉悦，在于它可以成为一种精神参悟的方式。我时常把存在论哲学作为分析问题的基本视域，尤其是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是我所一再征引的。它最大的特色，在于对个人及其感觉偏差的认知与肯定，视现象学意义上的个我（“此在”）为世界之心，由此，世界显现出一室千灯式的丰饶，个人亦因在广阔世界中展开自身而成为富丽的存在。我的批评实践，也多是尝试沿着这一路线而展开。
　　受现代学术体制的影响，如今，似乎只有这样一种批评才是正当的：着力追逐全新的学术行话，力求建立严谨的话语体系，批评话语必须能够自我繁衍，具备持续的生产性。我并不排斥这种知识学意义上的自足与完备，却更看重批评在存在论层面的意义：它是探寻智慧之路上的修炼方式。当我写下对他人的作品的看法，在这些文字的背后所活跃的，也不乏我个人的心事与情怀；同样，只有当我意识到我所从事的工作，是为了增进对世界、历史和文学的认识，我才会有书写和言说的冲动。借助批评活动，我希望能从语言与世界的双重馈赠中得滋养，不断地扩展、丰富那原本渺小而单薄的自我。